汗青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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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上国和外番蛮夷

——明帝国的闭关锁国和欧洲大航海时代

1，祖制、忠臣，突然消亡的明帝国海军与海权

一代雄主永乐大帝死后，继位的明帝国统治者立刻把历史行进的轨迹扳回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轨道上。

他们显然无法理解永乐大帝的所作所为，因此把北方战线再次收缩到了长城一线，因循汉以后中原帝国固守长城的边塞防御战略，从洪武、永乐时期的主动攻击一变为被动防御，从此基本上就再没主动出击过，导致再次处于汉朝以来中原地区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至于后来瓦剌等部势力日益猖獗，最终演成了“土木堡之变”。

另一方面，明帝国从皇帝到大臣都一起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继续实行“海禁”政策，由此把永乐时期建立的世界最强海权和海军舰队一齐化为了乌有。

郑和舰队虽然在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第七次远下西洋，但那是因为“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1），而并非是出于什么战略和政策上的考量，纯粹是这位皇上自觉我堂堂天朝皇帝登基，那些蛮夷外番们居然迟迟不来朝贡，因此自尊心受到了小小伤害的表现。

事实上，永乐之后的继位者不但不能理解永乐大帝的作为，同样他们也不能理解明太祖朱元璋的意图。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时期制定的收缩战略，是有着其复杂的大背景的，而他本身也如所有靠战争立国的皇帝一样，绝不是个古板而保守的统治者，他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是基于当时形势做出的比较务实的策略。

朱元璋在占领了当时拥有超过全国总人口80%的南方地区后，凭借南方强大的经济和人口实力，准备向北方蒙古残元势力发起攻击。

但是从地理上看，当时的南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首都南京又距离海岸线不远，海上威胁可轻易直逼帝国首都。而在争霸中失败的方国珍、张士诚等人擅长水战的部分余党，此刻逃入了海中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再加上因日本内战与日本政府交涉不果，零星倭寇屡屡骚扰东南沿海，使得明太祖顾虑很可能在北伐开始以后，他需要两面开战。

基于这种形势，他采取了一种收缩型的本土防御战略，一方面采取“海禁”政策，在沿海设置“卫所”，对可能的海上袭击进行陆地防御，并由此断绝海上小规模反政府武装的补给，避免被在海陆两面夹攻的可能，同时把出击的重点放在了西北战线。

当他通过一系列战役将蒙古残元势力驱逐出中原后，便马上重新整建了明长城，并以此为界，让自己的儿子们去镇守漫长的长城要塞，先拒敌于国门之外，形成“诸王守边”的格局，再伺机出击消灭蒙元残余势力。

凭借江南地区巨大的经济、人口优势，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帝国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六千万这个数字，耕田达到八百五十万顷（亦有说四百万顷者），对于一个农耕国家来说，人口就意味着收入和国力。等到了永乐大帝手上，明帝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发展得相当强大了。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检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行动来验证这一点。永乐大帝刚一登基，就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发民夫十余万，疏浚吴淞江和运河，以便沟通南北，使南方物资可以通过漕运直达北方的通州。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开始营造北京宫殿，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完成，历时十四年。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到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这七年内，修通了四川至西藏的驿道。

同时，永乐大帝还发动了庞大的文字工程，编修了著名的《永乐大典》，这部典籍共计二二九三七卷，一一零九五册，内容多达三亿七千多万字。

在这些大规模基础建设行动的同时，永乐大帝又亲自率部五征漠北，派军讨平安南（越南），把安南纳入了明朝版图，遣出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侯显五使绝域等等。 

然而，即使是永乐大帝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同时进行了如此之多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军事、外交行动，明帝国内部也只在小范围局部地区内有过一些社会动荡，如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山东唐赛儿起义，而且此次起义的时间很短，几乎是一起就被讨平了（2）。

由此可见，这些大规模的建设和军事外交行动，并没有给明帝国带来可以动摇其基础的严重危机与困难，相反，在随后十多年的“仁宣致治”中，明帝国充分体现了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持续发展能力。

但是由于永乐之前和之后，整个明帝国上下依然都秉承着中国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思想，外加一些所谓的大儒名臣食古不化，视永乐大帝组建强大的远洋舰队远航海外为“徒慕虚名、自弊中土”之举，同时又死抱着所谓的祖制——朱元璋当初制定的“片板不许入海”之过时条令不放（3），不但使得永乐大帝时期世界最强的无敌舰队全部活活地烂在港口里，也让当时世界最强之海权灰飞烟灭，甚至连此段历史都差点因此泯灭无闻，后来更是让倭寇、海盗骚扰中国达百年之久。

而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郑和下西洋所用之“宝船”尺寸，以及郑和在下西洋期间相当多的事迹、成果湮没无闻无法考据，甚至失去了制造大规格木帆船的技术等等，也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根据《殊域周咨录·卷四·东夷》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全部档案，都被成化年间的一位“忠臣”叫刘大夏的给销毁了，原因乃是要阻止宪宗朱见深再次组织船队出海远航，以免荼毒华夏百姓：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大夏后果至兵部尚书）自后其国亦不常至，间一遣使朝贡云。

按：《灼艾集》中刘大夏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献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乐中调军数。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寝。与此相类，因附记以俟考。

这里面提到的阻止取安南事，还可见《明史·列传第七十·刘大夏传》：

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勿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二十岁的时候乡试第一，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进士。《明史》评其“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而观此人行事，也确实符合我国数千年来关于“忠臣”的传统标准。

譬如在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他以右副都御史之职治理黄河，自黄陵冈起疏浚贾鲁河等处，又筑长堤三百六十里，黄河一段大治；弘治十六年、十七年（公元1504年），又接连上疏请革除非祖宗旧制而害军民者十六条，又陈兵政十害，力争不已，最后获得孝宗支持，于是织造、斋醮皆停罢，部队吃空饷之弊亦大减，并严查克扣贪污军饷等，可说着实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是“弘治中兴”中的一位名臣。

而刘大夏销毁郑和航海档案，在他理念以及相当多的后世名臣儒士之眼中，也都一向是一件为国为民之“大功德”，盖因他们以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同时他们的这一观点，也非常符合有明一朝奉为根本的《太祖宝训》之训导。

明初朱元璋在提到海外问题时，曾以隋炀帝为反面榜样这样说道：“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4）

平心而论，他们的这些观点和举措，在一般意义上是相当正确的，而且也确实都出于安邦定国之目的。

但是，为官忠直，观点正确，目的纯正的举动和方针，就一定利国利民么？

未必。

不但未必，而且还可能是祸国殃民的坏事，甚至可能是贻害无穷、荼毒后世的祸国殃民的大坏事。

任何事情都需要审时度势，一个正确的观点和方针，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就未必再是正确的。

在永乐大帝死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然而郑和却掷地有声、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了这样一番话：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5）

郑和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永乐时期的海权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永乐海洋战略，这也是永乐和郑和在海外对敌对势力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在当地扶植明帝国选中的人选为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要想证明刘大夏和郑和这两种观点，哪一个在当时才是正确的，其实也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通过对史料的检阅，将其中所记载的海盗、倭寇侵犯中国的次数进行一次统计，然后以这个数据对比来看看永乐大帝一手建立的强盛海军及海权对中国本土所起的作用，看看这是不是确实如刘大夏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件“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的“敝政”，是“大臣所当切谏”之事。

所选取的统计样本首先是官史《明史》和《明实录》，其次是较著名的相关明史资料：《明史纪事本末》、《筹海图编》、《日本考略》、《国榷》、《天下郡国利病书》，再就是沿海海盗、倭寇频发地区的地方志：《定海县志》、《宁波府志》、《揭阳县志》、《潮洲府志》、《广东通志》，合计十二种史料。

官史覆盖面广，相关的笔记野史则大都术有专攻，而相关地方志对一地之事迹记载更是详细，因此这样互相比照考证得出的统计，虽然还不能肯定是100%的完全统计数据，但相信基本上能涵盖绝大部分数据了，入侵事件脱漏出统计范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根据这十二种史料，可统计出洪武时期海盗为祸中国有21次，倭寇进犯36次，合计57次。

永乐时期则是海盗13次，倭寇26次，合计39次。

宣德时期，海盗和倭寇各进犯3次，合计6次。

而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合计，海盗做乱为16次，倭寇10次，合计26次。

从这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永乐时期比之洪武时期的海患下降了整整百分之30%，但考虑到朝代的长短差异，可以理解为持平。

洪武朝是三十一年，永乐朝为二十二年，而宣德到天顺朝的时间却长达三十九年。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十九年中，海盗和倭寇活动处于急剧下降状态，与永乐朝相比较的话，其比例下降了近60%，如果再考虑到为患规模和时间间隔的话，那么倭寇活动就几乎可以说接近绝迹了。

同时，要考虑到永乐九年日本与中国绝交的问题。如果去除以本国人为主的海盗活动，以永乐时期与洪武时期相比，虽然洪武时期倭寇进犯频频，但洪武时期歼灭倭寇数量有数字记载的，经常是数十数百人，最高是两千多人。而永乐时期歼灭倭寇的记载则常以千人为单位计算，歼灭三、四千人是经常的，多的歼灭数合计高达七千余人、船只上百艘，且与洪武时期相比，海战明显增多，并基本保持大胜战绩。如永乐十一年和十四年，浙江和辽东各歼灭倭寇三千多人，十五年六月，张谦在浙江消灭四千多倭寇，十六年五月，浙江、福建、广东合力消灭倭寇七千多人，十七年于辽东望海埚消灭一千五百人，同年在山东明军又击毁、缴获的战船九十多艘，按船只数计算，最少有二千余人。

从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那就是经过永乐朝大规模消灭海盗倭寇的战斗和频繁的远洋航行活动后，侵犯中国沿海的海盗和倭寇现象基本被遏制，接近被消灭的状态，同时也足以说明永乐时期明帝国海军的强盛，以及永乐大帝海洋战略的成功。

如果没有永乐朝强大的海军及其海洋战略，海盗和倭寇们是绝不可能自动消失的，也绝不可能让日本政府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为与明帝国交好，一直对海盗倭寇坚持强硬的打击政策，并跨海千里，频频把抓获的本国罪犯送到中国让中国政府来处理，甚至在中国政府表示将罪犯交还日本政府处理后，日本使者干脆自己动手在中国将他们全部处死，以表达其诚意。

这就是永乐大帝组建立强大的海军，获取了强盛海权之后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也是郑和所说的“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海权思想之直接体现。

而之后如嘉靖时期海盗及倭寇活动，我想已经不用做统计了。众所周知，明帝国其时早已几乎没了海军，根本不具备大规模海上作战的能力，甚至连一些小规模的海上作战都要借助于商船和民船来进行。那是海盗和倭寇最猖獗的时期，中国为其所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光是明帝国沿海军民伤亡，因战斗和被抢掠造成的损失，长期战争所需的军费这些直接产生的支出，就足够组建起上百支郑和舰队，而且还能有巨大的赢余，更别说间接经济损失了。

在这样几组统计数据以及前后状况的对比之下，刘大夏这些为国为民的忠臣们毁船队、绝海洋，销毁郑和航海档案之类的举动，是否还能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又到底谁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才是“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的“敝政”呢？

我想，答案已经用不着我来说了。

是非对错，自古从来有公论。